讲好大学素质教育的中国故事

曹莉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作者简介：曹莉，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批评理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

       如果从1995年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算起，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既是一个教育理念又是一场教育实践；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又红又专”教育方针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愿景将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任务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1995年9月，针对新中国高等教育1950、6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过分强调专业教育，文革期间出现人文教育断层，改革开放初期忽视人文教育和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状况，教育部高教司在华中科技大学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继而做出在国内部分211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序幕由此拉开。1999年教育部正式批准53所高校设立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32个（含几校合建）。2005年教育部高教司和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在清华大学召开“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暨高等学校第四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推行素质教育，开创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局面”，会后于2006年6月在104所高校增设第二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61个。随着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立，各高校围绕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等层面，有序开展各具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其中以清华大学为例，2006年正式推出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计划，切切实实地将“课堂教学是落实文化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落实到具体课程和教学课程。“核心课程计划”精选文史哲艺和科学课程，提倡名师讲课、经典阅读、小班讨论，为后来清华第一个本科文理学院新雅书院的建立和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的进一步整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文化素质教育的推广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宏伟蓝图的启动，加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中国高校纷纷开始探索和实践符合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学本科教育新模式，其中，通识教育的推行和实施遂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新热点。2000年前后，“通识教育”和“通选课程”在清华、北大、复旦等一批重点大学里被不同程度地提上议事日程，到今天各大高校普遍推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各校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尝试和探索，文化素质教育的实际内容和操作平台也逐渐由初始阶段的校园文化活动和一般选修课转为核心课程进入一部分高校的本科培养方案。核心课程的迅速建立和发展则逐步成为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并由此带来了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合流的趋势和景观。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由此，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进入新的制度性发展阶段，通识教育普遍成为本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识课程也更为清晰地进入各高校的本科培养方案。

       随着通识教育的再度兴起，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引起相当程度的关注和讨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中国文化素质教育与西方通识教育的归属和异同。笔者认为，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作为两个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首次提出和推广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具有各自生成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问题导向。肇始于19世纪初期，先后以“共同核心课程”和“名著导读计划”为标志的美国通识教育，早已成为培养美国年轻一代的共同价值观和打造美国文化大熔炉的重要手段。而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和大学的文化品位为出发点，强调人格养成、知识内化、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经过几十年的推广和实践，也广泛成为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创新实践。二者虽然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各有归属和目标，但在具体实施路径和方法上，尤其是在课程课组设置以及课堂教学方面却有相同相通之处，可以彼此对话、相互借鉴。

       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之争”的延续。它折射出素质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创新推广任重道远。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教育遗产中寻找资源，并结合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和战略需求，开展和推动素质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值得进一步探讨。重温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其传统，可以发现与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相近相通的理念早就根植于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文》释“通”为“达”，曰：“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孔子主张“多闻，择其善而识之。”南宋朱熹曾提出读书五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提出教育目标在于“格物致知”“为己之学”。以研究和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经世安邦之策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核心价值观。

       近现代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与中国大学早期的发展几近同步，具体理念和实践见诸于20世纪上半叶领先中国现代大学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和教育实践，尤其是在蔡元培和梅贻琦分别担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长期间，通识教育受到广泛重视。蔡元培以“五育”为指导思想所主张的“中西融合，兼容并包”，“大学无不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的教育思想，梅贻琦从大学的文化使命出发所倡导的“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的大学理念，可被看作中国现代大学最早倡导和推行通识教育的典范。其他教育家如潘光旦、张伯苓、竺可桢、周谷成、冯友兰、梁思成等，也对通识教育、通才教育、会通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意义进行过呼吁和阐释，并在他们所参与主持的大学和学院里形成了一定的传统。

       21世纪初，通识教育在国内部分大学再度兴起之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念和实践，率先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重新认识中国大学的发展过程、紧迫问题和改革方案，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为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兴起和通专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普遍试行和推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此过程中，“素质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和实践，也逐步被国际学界所认识和认可。2018年，在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的推动下，经过两代教育工作者和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Suzhi Education作为一个概念被收入《教育哲学与理论百科全书》(Michael A.Peters ed.,Encyclopedia of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Springer,2018).

        素质教育概念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中国高等教理念和实践走出去的过程。笔者自2005年从事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研究和推动工作以来，曾先后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旧金山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拿大艾利森山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延世大学，中国香港地区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大学，中国台湾地区清华大学（新竹）交流介绍中国高校开展大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经验和问题，但凡谈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每每都会从“素质教育”说起。然而，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博大精深，极富中国本土特色和话语特色，英文翻译quality-based education,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culture-oriented education.cultivated education,internalized education等等均不足以传达“素质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的全部内涵和应有意义。因此，避免“望文生义”，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素质教育”提出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语境与具体实践过程，结合当下问题和发展趋势，切实讲好素质教育的中国故事，写好素质教育的中国文章，做好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是实现“素质教育”理念国际化的首要前提。时至今日，我们需要在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加强时代自觉，增进问题意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加深认识和推动发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