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历来被评为“体大思精”。当前对其与传统文化之关系问题，研究者历来多有关注。但是，从玉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者却是寥寥。在《文心雕龙》中多存在以美玉论说文章的现象。据统计，《文心雕龙》中和“玉”有关的词语有六十几处，所占篇幅约有三十五篇之多，超过总篇数三分之二。于此我们论其如何以美玉论文德，以见其批评特色。

　　其一，刘勰常以美玉、圭璋为喻说明作者的“文德”。他以为有“德”者必有如美玉之“文”。如《原道》中他列举了儒家的一些经典如《易》《繇辞》《诗经》等简述了文质互胜的历史流变后，指出“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以金玉、雕琢等语辞高度赞扬了孔子的文德之美。刘勰亦曾多次用“圭璋”来形容比喻具有高贵品德的文人。如《风骨》中“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圭璋乃骋”，是说“文章之情辞朗丽而气体雅健者，则如持有圭璋美玉具备高贵品德的君子，乃可驰誉文坛也。”（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730页）；又如《比兴》中“故金锡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化引《诗经·卫风·淇奥》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称君子文采风流，才学精如金锡，德行洁如圭璧。其《物色》“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说作为具有圭璋般才德的人，内心颖慧，英华秀气，在自然物色的感召下，怎么能不心动呢？《时序》“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圭璋足用”，则言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等人尽管在才学上各有浅深，但是也像玉器一样，堪称有德之文士。“圭璋”本是两种比较贵重的玉器，魏晋以前更侧重于道德意义上的用法。刘勰则多用来指称德才兼备之文士，虽然突出了“才”的重要性，但也比较侧重于道德意义，故用圭璋来表示品德高尚之人。刘勰以“圭璋”来对创作主体进行审美评价，同时也体现出对创作主体的审美期待。

　　其二，刘勰曾多次以“符采相济”表达文质相美的“文德”理想。“符采”即玉的纹彩，取玉的花纹和玉合而为一之义。这是《文心雕龙》评论的关键词之一。如“文王患忧，《繇辞》炳耀；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原道》）；“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宗经》）；“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诏策》）；“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风骨》）。诸如此类都是以“符采”论及文采和内质之关系。前辈学者将“符采”解释为“文质相副”确有道理，但是我们以为刘勰“符采”似更偏重于“文质彬彬”之义。“文质相副”和“文质彬彬”都包含了文质相合的审美期待和体验，但“文质相副”似只就作品而言，而“文质彬彬”则更能体现刘勰对创作主体及文学作品的“兼善并美”的期许。

　　其三，刘勰还常以玉美喻作品“文德”及其生成问题。《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本是侧重于君子人格修养的基本要求，但后世之人也将它阐释为孔子的文艺理论思想之一。刘勰即是较早将其上升至文学层面者。他认为“君子之文”需要“雕琢”，而不是“雕削”。《说文解字》云：“琱，治玉也。《释器》：‘玉谓之雕。’”又云：“琢，治玉也。《释器》：‘玉谓之琢，石谓之摩。’”“雕琢”本是治玉之术语，在《文心雕龙》中多被用到。如《原道》论及孔子编纂儒家经典之时，云“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体性》对初学创作的论述，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情采》篇讲文章写作时，云“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以上“雕琢”之用法均和儒家之“雅正”有一定的联系。“文质彬彬”既是正也是雅，是刘勰“君子之文”（文德）的最高审美理想。

　　其四，刘氏还常用“雕玉”“雕削”来喻文德的修饰问题。《宗经》篇更是直言作文如雕玉，云“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此处引扬雄《法言》所说“玉不琢，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1页）玙璠，即鲁之宝玉。扬雄是说玙璠不经雕琢，就不可能成为贵重的玉器，而《尧典》《舜典》《皋陶谟》《大禹谟》等的文辞不经过雕琢，也难以成为经典而广为流传。进一步来讲，“雕玉作器”似可以这样理解，即玉为典谟，而玉器为经书。既然典谟是玉，也就是说它本身已具有了玉质或玉德这样的特点，只是还需要雕琢才能成为玉质和玉采相副的玉器。由此可见，承载“君子之德”的“君子之文”应该有必要雕琢，这样才能成为经典而流传千载。刘勰引扬雄之“雕玉作器”之语来说明五经之文采，正体现了“德才”兼备的圣贤情怀。刘勰认为好的文章就像精美的玉器，不但有质感而且还有美感。质感，即玉质或玉德；美感，即玉纹或玉彩。在刘氏那里，雕琢不是雕削。如《物色》云：“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隐秀》亦云：“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这两处“雕削”都有刻意修饰而使文章色彩过分绚丽的意思。而此点是不符合刘勰“秀”美的观念，他反对“为文造情”“淫丽而烦滥”。其实，这反映了刘勰的“文德”观。因为文之有“德”才需要雕琢，如果没有“德”再怎么雕削也是枉然。

　　其五，刘勰论文德特点和要求时常以玉为喻。如《正纬》篇中，刘勰指出要明辨“纬书”之真假时云：“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以紫玉喻纬书文采的华美对写文章是有好处的；《辨骚》篇中，称《楚辞》“金相玉式，艳溢锱豪”，是说它的体式文采很美丽。而并没有用“金相玉质”。因“玉式”和“玉质”自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玉式”偏重于体式，“玉质”则偏重于内质。可以说，在刘勰心中，《楚辞》之文还没有达到“玉质”的标准。所以又说“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刘勰认为奇而贞、华而实的文章才能真正体现出“玉质”。又如《指瑕》“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虽有俊才，谬则多谢。斯言一玷，千载弗化”等句均化引《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来说明文章之“言”的谨慎性。另外，其《章句》云“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夸饰》云“倒海探珠，倾昆取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程器》云：“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诸如此类，并文士之瑕累。”也是以玉为喻说明语言不要过分夸张而悖于事理，这样才没有瑕疵。同时，刘勰认为虽然文士多有缺点，也承认“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但还是要修养文德，“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德才兼备”是刘勰对理想的创作主体的审美定位。

　　除以上几种以玉论文德的情形外，刘氏《文心雕龙》中还有以“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声律》）来喻声韵协调之境界及重要；以“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谈“缀思之恒数”（《附会》）；以“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玉润双流，如彼珩佩”（《丽辞》）来说明丽辞之贵之美。以“落落之石，或乱乎玉；碌之玉，时似乎石”（《总术》）说明练词和研术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以“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知音》）等说明文章微妙、情理难以精准鉴别。刘氏以玉论文既是传统玉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体现出传统玉文化对文章审美理论的影响，也是魏晋时期“以玉论文”思想的艺术表达。玉因为其温润的触感，美丽的光泽以及坚硬的质地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对玉的崇拜文化经历了从神灵到人格的发展过程，至刘勰被进一步运用到文学审美理论中。

　　作者：袁晓聪，系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转自：光明日报；文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