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的一生，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亦堪称典范，其非凡的经历和模范言行，都是珍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恩爱情侣不知对方身份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未涉及党的保密纪律不许说的事，只是谈论自己和理想。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人结婚以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任何党员来说都无例外，而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以身作则，越应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党中央决定调周恩来去上海，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邓颖超仍留在广州。行前，周恩来对去上海的任务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这次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都保存在他的身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有外出任务时，就将两把钥匙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的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把钥匙封在信封里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当他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此前周恩来向主管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直到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

　　十年动乱中，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无密可保。有一次周恩来出去开会尚未回来，邓颖超就听到有小道消息透露了会议内容。周恩来回来后，邓颖超就问有没有这回事。周恩来马上认真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对这件事，他们在一笑中过去了，可周恩来仍然守口如瓶，未对邓颖超透露丝毫消息。

　　周恩来身患癌症后，有一次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却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体现了崇高的伟人境界和胸怀。

开展对敌斗争保密先行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为此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任命周恩来为领导起义的总负责人(前委书记)。周恩来于7月27日到达南昌后立即开展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一次起义前的分析会上，他向与会人员反复交代不可泄露起义消息。但起义的前一天，某部队有人泄密，被周恩来及时发现，经采取补救措施，没有造成大的危害，从而保证了起义成功。8月7日，党中央又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要求全党转入秘密斗争，提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要做好保密工作”。此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秘密工作委员会，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申博sunbet现金网_菲律宾sunbet下载-【官方网站】保密工作的文件，对保障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秋，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并由军委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当时特科的主要工作是为党中央设立秘密办公地点。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为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纪律，如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一切活动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随后，特科为党中央建立了三个秘密工作点。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召开的几次中央全会，也是由特科布置的会场。而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由于会前、会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噩耗传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家都义愤填膺。与此同时，党中央两次急电，特别要求周恩来尽速离渝。周恩来慎重考虑后，向党中央表示要坚持到最后！17日，局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召集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他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决不能让其得手。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组，制订保密条例，并立即严格执行。条例要求各部门清理机密文件，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可以随时销毁;办事处内部配备报警装置和石灰包、沙包，以便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烧毁文件;在办事处内部同样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应知道的既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及党的机密。皖南事变后，身处龙潭虎穴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坚定沉着地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始终把保密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

保密工作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周恩来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凡是保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他都口头或书面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请示。1953年5月中旬，中央书记处确定由他负责中央保密委员会。26日，他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并于30日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10月3日，再次书面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并将上次报告中“中央机关加强保密问题”，改为“中央领导同志召开会议及日常办公时如何加强保密问题”。这样一改，就使保密工作更加具体化。同年11月17日，他得悉中央两个机关发生遗失50份密码电报和3份机密文件的情况，立即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写信，提出检查整顿中央机关的意见，防止再次发生类似问题。同时提出扩大保密委员会成员，加强保密工作。这项检查于12月上旬完成后，周恩来主持向党中央写出检查总结报告，提出一系列强化保密工作的措施。对此，毛泽东批示:“照办”。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保密工作的实践中，始终把保密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切保密工作都是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为使保密工作更好地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他做了大量具体工作。1952年，他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要求:“外交工作的保密是绝对的，应动员全体人员注意，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1966年2月，针对我国驻外使馆商务处办公室被驻在国警察突然搜查事件，他连续两个晚上约见外交部、中调部和机要部门负责人，一起试验销毁密码本需要多长时间。他称赞中调部的一种小底本好一些，可以装在大使或大使夫人的钱包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很快烧掉。他还批评说:“机要工作要改进，应恢复战争年代和秘密工作时期的那种精神”。他随即要求密码本一定要小型化。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他提出学习借鉴苏联的保密经验。随后他主持起草和签发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保守工业建设秘密、科学技术秘密的指示和规定，以及划分保密范围、改善资料供应工作的通知。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周恩来主管科学技术保密工作。1967年9月，某国防工厂绝密资料被抢走，他立即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电报，严令把绝密资料交出，否则以“违犯国法论罪”。直到追回资料，他才放了心。

要求秘书遵守保密纪律

　　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他要求秘书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一连几次加不上密，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做出明确交代。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去世后，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从不离身。对密级高、时间紧的文件，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

　　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有一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之后再按电钮把隔断放下去。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是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需要。

　　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但从不搞神秘化，而要求实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 “亲启”、“特急”、“绝密”。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字也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绝密’，急的也就不急了，都是绝密也就没密。”

　　对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不论是谁，周恩来从不放弃原则。1971年“9.13”事件后的一天，江青的秘书打电话到周恩来办公室，说江青要把有关林彪叛逃事件的中央文件给她熟悉的非党人士看，并说因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听了传达，让秘书把这件事给总理说一下。秘书将电话内容向周恩来报告后，他当即指示:“不能这样做，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的原则，这是党的纪律！”他还说:“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虽然大都是一般干部，但在某种程度上已参加了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央文件提前一步传达给这些同志，这不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这是工作的需要”。随后，周恩来亲自对这件事做了处理，但也因此得罪了江青。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钦佩

　　1969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执政，国内问题成堆，美苏矛盾又很尖锐。为摆脱内外困境，他多方谋求与我国改善关系。然而改善关系谈何容易，一是双方没有建交，彼此信息难以直接沟通。二是双方长期隔绝，互不了解。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一经公布，世界为之震动。1972年2月又实现了被尼克松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美国总统公开访华。

　　基辛格访华能在短期内顺利实现，主要是由于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巴基斯坦的秘密支持。其间，由于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两项重要的保密措施促成。一是中美巴三方建立了一条绝密的叶海亚联络渠道，信息必须严格按顺序传递，即:毛泽东、周恩来、中国驻巴大使、巴外交国务秘书、巴驻美大使、基辛格、尼克松。传递信件必须按此顺序(往返同)亲自交接，绝对保密。二是按上述渠道由中美双方事先商定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路线和日程。在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从美国起程，途经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伊斯兰堡，然后采取“遁身术”，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礼、万无一失。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后，又让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北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光辉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

主要参考资料:

1、邓颖超:《不尽的思念》，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2、武 衡:《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3、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200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4、江明武主编:《一代天骄:周恩来的历程》，199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5、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1997年，军事科学出版社。